此外，國內由糧價上漲所推動的結構型通脹卻更加突出了。目前小麥市價已超過了國家保護收購價。過去6年里推動糧價上漲動力主要來自政府，但今年由于民間糧商大量搶購，不僅使糧價顯著高于國家收購價，而且國家收購占市場的份額也大幅下降。
目前正在推進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推高了工資水平，進而加大企業生產成本推高物價。
所以今年推動物價上漲的動力，出現了由國際轉向國內、由政府轉向市場、由資產價格上漲轉向商品價格上漲的變化。從今年價格形勢看，國際因素在減弱而國內因素卻在增強，明年則不排除兩者都增強。
目前最復雜的是結構調整問題，雖然對結構調整似乎已有共識，但是對其內容卻眾說紛紜。到底哪個結構調整應占主導地位呢？
這就涉及到了增長、通脹與結構之間到底應該是什么關系的問題。我的理解是，增長類似于人的生命，經濟結構則是人的各個組成部分，而通脹是病。良好的經濟增長必須建立在健康的肌體結構上，有病必須治，但是不能為治病而要了命。保增長與防通脹有一致的一面，即高通脹水平不利于增長，有必要壓下來。但保增長與防通脹也有相沖突的一面，因為壓低通脹的措施也會同時壓低經濟增長，過熱時這個矛盾不突出，但如果像現在這樣，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很弱，采取加息等防通脹的措施就可能要了增長的命。
所有經濟體的增長都是建立在一定經濟結構上的增長，所以經濟增長健康與否是直接取決于經濟結構合理性。在外需強大時代，中國由重大內部結構缺陷所形成的分配向儲蓄傾斜這個矛盾，不僅不會導致生產過剩，反而使中國成為參與市場分工最積極的國家，但次貸危機導致外部需求長期低迷，以往結構中有利于大規模外向型發展的因素變為不利因素。而未來能夠引領經濟結構發生向內需為主型轉變，非城市化戰略莫屬。
以城市化戰略為主的結構調整會創造出強大的內生增長動力。我常舉一個例子：在城市建筑10層以下的住宅，每平方米需要30公斤鋼材，10層以上則需要70公斤。目前有2億農民工，他們的家屬住在農村，他們在城市打工，住在人均只有二、三平方米的工棚，如果他們和他們的家屬都能像城市人那樣生活，需要多少鋼鐵、水泥、家具、電器和其他消費品？中國的鋼鐵怎么會在不到發達國家一半人均占有量的時候就過剩？城市化會強烈拉動投資，未來20年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就可以相應增加超過50萬元的投資。如果未來20年中國要增加8億城市人口，城市化率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就需要400萬億—500萬億元的投資，所以在城市化領域中國投再多的錢也不會多，更不會過剩。
因此，在處理增長、通脹與結構關系的時候，一定要把以城市化為方向的結構調整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舍此不能保增長，經濟衰退了低物價也沒意義�！ 。ㄍ踅� 作者為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