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已在體制和機制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央企仍然不是完全市場化的企業：主要負責人由組織部門任免；薪酬依然半行政化；央企負責人與政府官員之間的雙向流動依然頻繁。
央企利潤雖多，但只有10%的分紅要求，大量利潤留在央企為企業管理層支配。對管理層而言，可支配的資金自然多多益善。擁有過多自由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的央企，不可避免會出現多元化甚至亂投資的問題。國資委雖然可以通過行政性的命令去規范和約束央企的投資沖動，但這種行政化的指令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又往往陷入事后諸葛亮的被動局面。更重要的是，頻頻以行政化指令去強制央企，并不足取。央企屢屢成為地王，某央企以“全產業鏈”的旗號涉足葡萄酒、大米、蜂蜜、乳業、方便面，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央企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國家戰略。
由是觀之，李榮融的困惑，不是他本人能力不彰，而是現行體制之困，是央企改革棋至中盤遭遇的中盤迷失。
最近，胡錦濤總書記提出了“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以此來比照央企，則未來改革方向其實是不言而喻的。所謂包容性增長，就是讓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探索階段，轉向更加注重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在包容性增長的框架中，民營企業和央企應享受同等的市場地位，消除壟斷；央企應堅決從一般競爭性領域中退出，應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實現管理團隊的職業化，擺脫行政化思維的羈絆；央企利潤應提高強制分紅比例，讓全民都能受益……
從更長期的角度看，政府應逐步降低在央企中的持股比例，這不僅有利于改善央企的公司治理，擺脫行政化的束縛，更可以獲得更多財務資源投入到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等領域，全力推動中國經濟盡快轉型。（劉勝軍 作者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