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北京海淀法院的判決塵埃落定，外地女子王某的“長安夢”碎了一地：為了落戶北京，王某與精神病人小張登記結婚。后被張某監護人發現，起訴到法院。日前，法院以“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無效”為由判決二人婚姻無效。(6月10日《京華時報》)
為了成為真正的“北京人”，不惜尋求精神病人的“幫助”，通過“婚姻捷徑”獲得一個京城戶口，該名外地女子這種攻于算計的做法令人生厭。然而，刨去道德層面的價值判斷，當“黃粱美夢”遭遇“夢醒時分”，我們還是多少能夠從中讀出一絲個體的悲愴與哀鳴。
必須承認，盡管“逃離北上廣”的說法日漸高漲，但相比零星的離場者，更多的人則像飛蛾撲火般涌向這幾座代表著繁榮與進步，交織著理想與欲望的大都會。然而，森嚴的戶籍壁壘卻使他們不得不舔舐“久在異鄉為異客”的苦澀。
于是乎，找“屌絲”“土著”結婚便成了許多外來者，特別是弱勢女性的重要法門。當“落戶式婚姻”成為一種現象，與其說是“人性之惡”使然，毋寧說是拜社會現實所賜。
一方面，巨大的區域差異、不均的資源分配使得北上廣擁有了其他地方不具備的城市魅力。別的不說，單就教育一項而言，根據北大法學院的一項研究課題得出的結論，安徽考生考進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換句話說，落戶北上廣是每位“理性經濟人”趨利避害的必然選擇。
另一方面，堅硬的戶籍政策卻在各種堂皇理由的裝扮下徒增著遷移者的“機會成本”。對此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接納了外來者的勞動與稅收，憑什么不讓他們分享自己的資源與福利？要是沒有戶籍政策的阻礙，誰會愿意嫁給精神病人？
由此而言，王某不過是現實“子宮”中孕育出的一個“被侮辱和被損害”的悲劇人物。如果區域間的發展失衡得不到改變、戶籍壁壘不能夠徹底破除，那么“落戶式婚姻”便不可能徹底消失。(王垚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