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本人審看了4次,對每篇文章逐字審定”

　　記者:能否介紹一下本書編輯出版的緣起?

　　黃書元:2012年9月26日,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很多同志向長春同志建議,把他十多年來在文化體制改革方面的講話、談話、文章、批示搜集整理,十八大后出一本書。書稿內容的整理選編主要由文稿編輯組負責,之后,我們接過來,前后單樣書就印了9次,長春本人審看了4次,對每篇文章逐字審定,書稿基本定型以后,還3次向有關部門領導同志征求過意見,最后由中辦審批通過。期間,我社參與的編輯人員就有20多人,專業校對也有20多人,從我們拿到書稿到出版,前后工作了8個多月。

　　記者:書中收錄文稿91篇,照片69幅,選擇標準是什么?

　　黃書元:本書收錄的文稿絕大多數是第一次公開發表,都是與文化體制改革相關的內容。有些文章進行了節選和摘錄,并減去了不同文章間重復的部分。選擇集中于文化領域和重點體現改革發展思想,能體現理論性、創新性和可讀性的文稿,所選文章沒有老生常談、陳詞濫調,充滿著新思想、新觀點、新思考。

　　收錄的照片都非常生動,信息量很大,絕大部分都是長春同志在基層調研考察的工作照,側面反映了他這些年的工作實踐,細看之下,背后有許多故事。比如新華社記者拍攝的一張在藏民帳篷里調研的照片——在西藏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上,長春同志在藏民帳篷里拿著電視遙控器選臺,檢查太陽能電視機能不能收到電視,一旁桌子上的鮮奶還冒著熱氣,這是他深入基層調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情況的一個側影。有很多這樣接地氣的照片,我們能從中讀出很多東西。

　　記者:長春同志對本書有沒有具體要求?編輯過程中難點何在?

　　黃書元:長春同志對這部書的要求就是保持文稿的歷史原貌,客觀真實,充分考慮讀者的閱讀需求,力爭取得理論性、思想性、歷史性和可讀性的有機統一,所以對書稿沒有進行大的改動,幾次征求到的意見也主要是對時間、地點、人名等事實細節上有些修改。

　　編輯難點有兩個,一是前期,編輯組從龐大的資料中整理挑選出與文化體制改革相關的稿件；二是給書中內容加注。有人說所有學問里,下注是最大的學問,你要去找到每個詞的來龍去脈,并且講清楚,這屬于文稿之外的新創作,需要翻閱大量的資料進行核對,這是我們投入精力較多的一個部分。

　　“文化工作者都應該當成必讀書,但讀者不限于文化工作者”

　　記者:本書的目標讀者是誰?

　　黃書元:本書談的是文化體制改革,所有文化工作者都應該當成必讀書,但讀者決不限于文化工作者,因為書中體現的改革思想,在其他領域也適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國大改革的號角,本書談的是改革,現在各個領域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很多事業單位也正面臨著改革,為什么要改、怎么改,如何使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等等,看看這部書能得到很多信息、很多啟示。文化體制改革的實踐、創新對其他領域都有借鑒意義,書中的思想、觀點、實踐放在其他領域同樣適用。本書讀起來很親切很輕松,知識性很強。

　　您想想,一個領域、牽動全國、十年經驗、巨大成果等等,這些經驗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高度重視、認真吸取嗎?我相信其他領域的讀者肯定也能從書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啟迪。

　　記者:作為編者和文化工作者,你對李長春在文化體制改革上的思考有何感觸?

　　黃書元:我們知道文化體制改革正在進行,但身在其中不一定了解全國的形勢和進展。當時改革是怎么發起、怎么推進的,今天改革走到了哪里,下一步應該怎么辦,我們心里沒數,讀了這部書,能解答我們的很多問題。

　　文化體制改革之初,我們面臨著很多問題,如思想認識、文化觀念、管理體制、工作方式等都存在著不適應,時代呼喚改革,人民期盼改革,實踐要求改革,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央適時啟動了文化體制改革。

　　書中提到了許多鮮活的例子,非常生動形象地展示了通過改革給文化單位帶來的變化。就我自己而言,通過編輯閱讀,一個強烈感受是真正了解了文化體制改革的不易,曾經阻力確實很大,但取得的成績更大,到2012年9月,全國共注銷經營性文化事業法人6950家,核銷事業編制近29.4萬個。有成效,工作才有意義,出這本書才有意義。

　　回頭看,對比2003年我們的文化市場,這10年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僅出版方面,2003年我們出書也就10到20萬種,現在40萬種,翻了一番,過去我們的版權引進和輸出差距很大,大概是9:1,現在基本是1:1,甚至還更好。從這本書里,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長春同志指揮的文化體制改革既積極又穩妥,改革之初,先是抓試點,取得經驗后,再逐步推進,先是有路線圖沒有時間表,待形成共識時全面推開,改革浪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同時,他一手抓文化產業發展,一手抓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身體力行,走遍祖國的山山水水,調研、考察、推動改革步步深入。真可謂,改革征途驚回首,輕舟已過萬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