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醞釀三年的《工資條例》出臺時間再次被押后。輿論對此普遍表示失望，許多論者吁求《工資條例》盡早出臺，不能再拖下去。
就像一位得遍訪杏林、久治不愈的病人，依稀間看到了“藥方”，結果卻不能用來抓藥，難免急躁、惱火……假如《工資條例》真是一個濟世良方，按方抓藥，職工工資增長緩慢等諸多病癥全都藥到病除，那當然越早越好，一天也耽擱不得，可事實會是這樣嗎？
《工資條例》之核心內容無非有三：工資增長保障機制、同工同酬制度和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無論哪一條，都非常棘手，甚至無從下手。工資增長保障機制，要在五年內翻番，“餅”畫得很圓，可誰來埋單？國企職工或許好些，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咋辦？政府沒有理由埋單，中小企業買不起單，工資增長豈非緣木求魚？
同工不同酬，是一個極不公平又習以為常的問題，廣泛存在。其中最明顯和集中的領域是勞務派遣用工，全國總工會的一份報告稱，全國勞務派遣人員總數達6000多萬。想想這個基數，就明了要改變這個現狀有多么的不容易。工資協商，更牽涉到職工的經濟、政治權利，甚至部分超出了《工資條例》可以規范的范疇。
在“樁柱”都沒打牢的情形下，就急著澆梁砌磚趕工期，這樓能住人嗎？凡事講求天時地利人和，未到瓜熟蒂落，勉強推出《工資條例》有何意義？“早產”的嬰兒，百病纏身，上不足約束企業，下不足保障職工，這樣的“條例”非但不能幫忙，恐怕還會添亂。就像過往出臺的某些條例，矛盾百出，爭議不休，其嚴肅性蕩然無存。
與其匆匆“剖腹”一個徒具觀賞性，缺乏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條例，不如暫時“難產”，讓條例所涉及的利益主體進行充分的博弈，政府、企業、職工都擺出自己的困難，爭取自己的權益，而不僅僅強調某一方的權益。各方在協商中讓步，在讓步中求同，最終使出臺的《工資條例》最大程度體現博弈的結果。退一步說，《工資條例》只是職工權益保障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職工收入能否增長，更有許多非法規因素，如經濟環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