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越來越多的公共管理難題，收費正成為一些地方醞釀實施的藥方。然而這個被認為是相對有效的經濟杠桿，卻不時遭遇公眾爭議。（3月4日《解放日報》）
收費，屬于政府為致力于達到理想的管理目標而采取的經濟手段。它是通過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利用利益引導機制來間接地影響被管理者行為，以實現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統一。恰到好處地運用收費管理這個經濟杠桿，能起到其他管理手段無可代替的作用。但正所謂過猶不及，無度地濫收費，有時卻只能產生管理者始料不及的消極后果。比如說一些風景名勝區的門票暴漲，一些擁有優質教育資源的學校擇校費大漲，其結果呢，并沒有使熱門景點的游客分流，或是為擇校熱降溫。
從本質上說，收費作為運用價值規律來調節各方利益關系的經濟手段，具有間接性的特征，并不能作為社會管理的“常規武器”來使用。問題在于，一些城市管理者在面對諸如此類問題時治理乏術，往往不能從探究問題的根源方面謀求治本之策，而是駕輕就熟地步入了收費治理的老路。
收費管理當休矣。無論是樓市調控還是道路擁堵，每一種頑癥產生的根源都不盡相同，都有其特殊的病灶，務實的、富于創新精神的城市管理者需根據這些問題的病因對癥下藥，以求得這些公共管理頑癥的根治。這些問題，有的緣于政府所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短缺，有的牽涉政府亟待職能轉變，唯有完成從單一的行政手段向綜合運用多種手段的管理模式轉變，才能徹底擺脫“管理即收費”的路徑依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