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紀委書記黃先耀近日表示，廣東正在粵北和珠三角地區各選擇一個縣和一個區，開展領導干部家庭財產申報并在一定范圍公示的試點工作，“2014年前完成試點，并逐步推開”。（今日本報B03版）
相比此前許多地方因種種原因最終“曇花一現”的官員財產公開試點，此次廣東試點顯然有著不同尋常的特殊背景。一方面，此次試點與以往一些地方只是由市縣級層面主導的試點不同，由省級黨委政府統一規劃部署，顯然更有說服力。
更重要的是，此次廣東試點并非一個簡單例行的試點，而是在十八大新的中央領導層再掀“反腐新風”，強調必須“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語境下推進的試點。這樣的試點，已不僅是地方層面的試點，顯然更具有某種全局性的價值和意義。
除了振奮，我們也更有理由期待這個“全國反腐倡廉排頭兵”在落實“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方面總結出系列經驗。這種試點的創造性價值，主要圍繞這樣四個核心問題。
首先是，“誰要公開”的制度探索。即需要公開財產的領導干部具體對象是哪些？結合社會現實，筆者建議，其一，領導干部不應僅簡單局限于行政級別，一些級別不高甚至不屬于通常領導范疇、但手中卻握有公權的官員，同樣也須納入公開范圍，近年來頻發的“小官大貪”案件，就是教訓。其二，領導干部也不應僅限于黨政國家機關的領導干部，還應進一步延伸至國企、事業單位。其三，領導干部家庭成員的范圍，也要盡可能全面完整，除了干部夫妻，還應進一步包括父母、子女，乃至其他關系密切的血親姻親。
其次，“公開什么”的制度探索。應公開的財產范圍除了工資、補助等顯性收入，還應包括禮金、人情往來等隱性收入，除了現金、存款等，還應包括房產、汽車、奢侈品等貴重財產，以及股票、股份、債券等非現金財產。
再次，“向誰公開”的制度探索。一定范圍公示，或可暫時不徹底公開，但“一定范圍”應屬于非內部、具有一定社會開放性的公開——至少應對所在行政區域的公眾公開，并逐步從本地公開走向全國公開，從傳統媒體公開走向網絡公開。
最后，“公開之后如何核查、問責”的制度探索。比如，應由哪些部門負責對公開財產進行核查、如何核查？對那些被隱瞞的財產，是視同“來源不明財產”還是“貪污受賄所得”？接下來，應如何啟動問責，怎樣問責？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