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摩擦期：中日經貿深入發展
上世紀80年代是日美貿易摩擦最激烈的年代，直接體現為兩個逆轉，即1984年在美國淪為世界最大的貿易赤字國的同時，日本上升為世界最大的貿易順差國;1986年，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的同時，日本上升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
這致使美國對日本展開了空前的貿易戰、匯率戰甚至金融戰，最終以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超常升值，將日本逼入不得不依賴長期執行超低利率政策維護日元弱勢的軌道。這又演變為歷史罕見的“日本經濟泡沫”。
而在日美激烈的經濟對戰時期，剛剛步入改革開放軌道的中國經濟和中國市場，無疑成為日本分散日美貿易摩擦的重要依托。與此同時，日本企業通過對華投資，促進產業向中國轉移，為日本企業實現“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提供了歷史性的嘗試。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過程成為構建“中國工廠”，并經中國口岸實現對美繞路出口，規避美國貿易摩擦的過程。這或許是截至1997年日美貿易摩擦突然偃旗息鼓的中國因素。
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入世，同時展開美歐兩大市場，外來投資涌入，中國貿易大發展，經濟進入連續的高增長期，中國成為世界貨物、人才、資金的集散地;中國口岸發往美歐兩大市場的集裝箱運量成為考察世界經濟動向的指標;“中國制造”、“中國需求”、“中國融資”及“中國航運”，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展動力，也上升為日本經濟的“特需”，成為日本擺脫泡沫崩潰困境、克服經濟危機的動力。
據日本經濟專家調查計算，2001年以后，日本對華出口中的90%為生產設備、原材料、核心部件和中間產品，最終制成品僅占10%，并且出現了越是技術含量高的產業，日本企業對“中國工廠”的依存度越高。以至于亞行經濟研究所前所長、日本官廳經濟學家吉富勝一度撰文稱，人民幣升值不利于抑制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相反，從日本進口的生產資料因人民幣升值而價格下降，會進一步提升“中國制造”的出口競爭力。
后危機時代：
中日戰略合作全面展開
美國金融危機后，日本對華進出口占其總貿易的份額雙雙超過對美貿易，中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也成為僅次于港臺的對華直接投資來源地，在發達國家中持續排名第一。
日本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及其收益，不僅成為確保日本保持世界最大債權國地位的關鍵，也是日本自2005年以來持續保持“投資所得收益順差”超過“貿易收支順差”的關鍵。而這種國際收支結構的改變，確保了日本在地震危機后，貿易收支雖出現31年來首次赤字，而“經常收支”依舊保持了巨大規模的順差。而日本的“經常收支順差”不僅確保了“日本國債”不倒，也推動日本走上了“成熟債權大國”軌道。這或許又是美歐金融財政危機沖擊世界，而日本受災較小，甚至日本金融和國債毫發無損的中國因素。
隨著東亞地區合作全面展開，在地區范圍內，中日作為世界級的經濟體通過與東亞各國和平合作，成功推動了地區自由貿易區建設，形成了地區金融貨幣合作框架，有效抵御了美歐金融危機的沖擊。
特別是去年底和今年初，在金融領域，地區和中日雙邊合作取得歷史性進展，如中日韓投資協定達成、中日互買國債可能、中日貨幣直換啟動，與此同時，中日環境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日臻成熟，中日經濟關系縱深發展，進入合作領域最廣、合作內容最豐富、合作關系最緊密的時代。
毫無疑問，中日經濟關系的穩定發展，對中日整體關系的健康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而另一方面，中日經濟關系之所以取得歷史性的穩定發展，關鍵在于中日政治能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動，及時調整，順應時代發展大勢，在雙邊和地區乃至國際舞臺上，堅持友好原則，積極增進互信，確保戰略互惠，適時展開政治引領。這是中日經濟關系和整體關系持續保持穩定的根本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