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仍然找不著工作”
埃及首都開羅的尼羅河畔不遠處，有一個名叫吉薩的動物園，這是整個非洲的第一座動物園。記者見到瓦伊勒時，他正在這座歷史悠久的動物園門前賣兒童塑料玩具。為吸引顧客，他戴著鴨舌帽，人顯得有些滑稽。如果不是他的同行們事先介紹，記者實在想象不出眼前的瓦伊勒就是當初的“革命青年”。
“是的，我參加了兩年前的大游行。我畢業于開羅經貿學院，畢業后一直找不到像樣的工作，后來臨時在一家私營印刷廠打工，但薪水實在低得可憐。我希望社會來一場變革，這樣我就可以擁有如愿的工作了�！�
“結果，‘革命’成功了，埃及政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然而我們的生存狀況卻一如既往，沒有絲毫改變。我臨時打工的那家印刷廠，由于業務量越來越小，現在基本上處于關門停業狀態。由于我參加了當初的大游行，廠里的許多人都對我冷眼相待。在他們看來，是像我這樣年輕人的過激行為打碎了原有的國家機器，不但打破了固有的社會和政治平衡，而且擾亂了相對穩定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秩序，就等于在客觀上砸碎了我們賴以生存的飯碗�，F在沒有客戶來印刷廠印東西了，收入來源斷了，入不敷出，他們認為都是我們造成的�！�
“我們年輕人還是太幼稚了，當初‘革命’時沖在最前面，是推翻穆巴拉克政府的主力軍和急先鋒�！锩晒�，勝利的果實卻沒有我們的份兒，各個政黨都分到了一杯羹，惟獨青年人什么也沒有得到。當初游行的許多年輕人也跟我差不多，一些人本來在工廠、公司等部門工作，因為抱怨工資低，才加入示威大軍�，F在公司和工廠關門了，他們連繼續掙低工資的地方都沒有了，生活難以為繼。我所在的印刷廠隨時都會倒閉，現在一個星期只要求去上一次班，其他時間大家都在家閑待著。我在吉薩動物園門前擺個攤位，賣些兒童玩具、氣球和遮陽帽之類的貨物，雖很低廉，多少還能掙點錢，可以貼補生計”。
“你說什么？變化？我看最大的變化，就是現在經濟形勢不好。由于政治局勢動蕩，外國游客都不敢來了，旅游收入和外匯儲備一直下降，埃鎊貶得厲害，美元現在成了稀缺貨，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在穆巴拉克時期，有人甚至還指責埃及國庫中的美元太多了”。
“除了經濟陷入困頓外，就是社會思潮的變化了。當初‘革命’時，人們都希望民主、自由之風吹遍埃及。但現在看來，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適合埃及的土壤，民主自由帶來的是動蕩、混亂和不安，甚至是適得其反，造成伊斯蘭勢力的不斷上升。你可能也看到報道了，幾天前，由一些宗教機構資助的埃及第一家‘無酒酒店’在紅海之濱的旅游城市霍爾格達落成并正式開業。埃及把各種酒類的價格都上調了100%，甚至是200%。原來開羅國際機場內很紅火的免稅店，現在已經不再允許賣所有酒類產品，包括啤酒在內。這樣下去，埃及可能會更加保守、封閉。這與我們當初搞大游行的初衷完全相反。我們希望社會變革，但我們要求的是朝著開放、進步和寬容的方向變革，而不是一味保守。我們呼喚自由、民主，但迎面吹來的，卻是越來越濃郁的宗教之風。這就是盲目追求所謂西方民主所付出的代價�！�
瓦伊勒的話使記者心生感慨，在聯系采訪時，聽他所在的青年組織介紹說，這位看上去挺帥氣的小伙子，曾經還是一個組織游行和示威活動的小頭目，也算是一位馳騁“沙場”的資深“革命青年”了吧，然而他的結局卻讓人不勝唏噓：從失業大學生，到印刷廠臨時工，到解放廣場揮動旗幟的示威者，再到吉薩動物園門前的小攤販。這一連串角色切換軌跡的背后，有著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又該做出怎樣的詮釋和解釋？（本報駐埃及記者 黃培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