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臺灣的經濟本來就已經不景氣，再加上被物價上漲和政局不穩一折騰，使得臺灣現正處在一個狼狽不安的狀態。這個時候，臺灣大考中心董事會居然還通過指考的基本報名費和每科的考試費調漲，這又如何讓人民不反感？臺“教育部”后知后覺，等到輿論反應不佳，才正義凜然的又是道德勸說，又是查帳，但如果不是臺“教育部”默許或認為無所謂，大考中心怎會漲價？
臺灣《聯合報》有文說，當然選在各種物價都漲的時候漲價，是臺灣大考中心的不智和缺乏敏感。在社會觀感不佳時，召開臨時董事會宣布暫緩漲價應該是可以考慮的下臺階，因為臺“教育部”的查帳絕對緩不濟急，即使查出問題，也解決不了社會大眾對大考中心一切向錢看和以營利為目的壞印象。
其實臺灣大考中心除辦理考試外，應對高等教育的招生制度做更多的研究，例如目前臺大學入學制度是否合理的問題。在目前大學數量超多，招生容量過剩的年代，臺灣大學招生其實已從以前的選才制度變成現在的分配制度，大考中心只是將學生分配給學校。用以前大學供不應求時代的方法和心態來招生是否符合實際，或是要有學校招生名額供過于求的新招生方法，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以目前的制度，臺灣的大學學生來源多元化很差，大學間的競爭如一灘死水，且大學排名永遠不可能打破，后段班的大學永遠無法翻身。
此外對于“假考部隊”的問題也未見臺灣大考中心提出意見，如果假考部隊真的如計劃實施，要怎么辦呢？學校根本沒辦法防范，大考中心是否有何對策可以讓各大學參考。
例如現在臺灣用的是最低錄取分數，如果每個系能認清或承認自己的定位，訂定最高錄取標準，那么假考部隊就必須控制好考試分數，否則就進不了其目標的系。如果訂定最高錄取標準有傷系的面子，也可以在分發時注意這些考高分卻低錄取的考生，這種學生應該不會太多。又或者在事后補救方面，大考中心可否為各校再辦一次招生，就像大一一開始就辦轉學考一樣，其可行性如何，是否可能造成已錄取考生轉戰缺額學校的“骨牌效應”，導致其它學校的缺額，這些都是臺灣大考中心可以研究且可以提升其形象的措施。
文章最后說，除考題的研究和帳務的透明化外，臺灣大考中心可以做的事情還很多，更需體會民眾對大學入學的重視，更注意公共關系的建立，才更能有公信力。（張瑞雄／東華大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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