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威脅在暗處，反恐力量在明處，兩者之間一直存在非對稱性。100美元的高壓鍋炸彈，恐怕花費100萬美元也難以防范。反恐需要花費巨資投入，經濟方面也存在非對稱性，究竟應該投入多少來增進本土安全，增進到什么程度，也存在一個反恐邊際效應問題。
況且，美國如要加強國內反恐，必將強化網絡、電話、郵件偵控和安檢程序等方面，這已沖擊到美國人的人身自由和個人隱私，美國人也面臨究竟是要更多安全還是更多隱私的問題，兩者之間很難兼顧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反恐在美國安全和外交全局中的地位目前是趨于下降，反恐將主要著眼于自掃門前雪，增進本國的國土安全和維護本國的海外利益。美國結束反恐戰爭和將有限資源投向防范新興大國崛起的大方向不會改變，難以想像會再次陷入“9·11”后的那種反恐狂熱。
不過，美國恐怕應該重新全面反思在國際反恐合作方面的雙重標準問題了，俄羅斯長期飽受車臣三股惡勢力的痛苦，而美國卻在背后以所謂人權和民族問題接收“受俄羅斯壓迫”的車臣人，波士頓案的偶然發生，恐怕更應該從必然因素中尋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