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后，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近來不斷強調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對此，臺灣《旺報》4日刊載短評指出， “恥感”是以儒家文化為基底的東方社會的特征，反腐的法制建設基本工作不能放松，找回儒家文化的“恥感”也要齊頭并進。
文章摘編如下：
美國人類學家Ruth Benedict所著的《菊花與劍》，認為“恥感”是日本文化特色，有別于西方的“罪感”；在恥感社會中，個別成員會因外在他人產生的影響，進而約束自己行為模式，也就是更在意外人的評價和觀感。
由儒家文化為基底的東方社會，相當程度都有“恥感”文化的背景 。例如禮義廉恥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標準。但是慢慢地，“恥感 ”在逐漸流失。
中共認識到反腐工作的重要性。李克強副總理在一場座談會上打斷官員發言，要求不要念稿，中紀委書記王岐山要求開會少說客套話，被視為官場清流。
反腐倡廉的重點當然不只在開會形式一端。王岐山說，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他還說，信任不能代替監督。誠哉斯言！法治終究比人治更穩當可靠，專家建議完善法律，進一步規范官員財產申報，都是正確的方向。
建立法制規范是反腐的基本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找回儒家文化中的“恥感”�，F在民眾對腐敗反應最烈，特別是某些基層干部利用職權謀私利。這種腐敗之所以盛行，是因為官員本身、他的家人不以為恥，連帶周遭的屬下、同學等等的社會網絡，都不覺得腐敗可恥。雷政富之流說不定還是許多人欽羨的對象， 這才是最大的危害。
腐敗以嚴刑峻法懲治，以盡懲戒之事；還要激發心中恥感， 全社會視貪腐為恥，才能從根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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