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內部的改革調整
金融和債務危機表明，歐盟需要改革。崔洪建認為，歐盟意識到，從政治上來說，歐盟國家要繼續堅持一體化的信念，經濟上則要加強財政和金融政策的聯盟和協調，同時著手建立金融救助機制，加強金融監管。
余翔指出，歐盟改革主要有幾個方面內容：為應對債務危機，在統一的貨幣政策之外，加強財政聯盟的建設，建立風險預警系統和加強金融監管；改革沉疴已久的福利制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進綠色經濟和創新。
在多次歐盟峰會上，如何加強歐盟內部經濟治理，強化財政紀律和加強對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監督，消除成員國間的競爭力差距，都是歐盟領導人討論的主要話題。
為了占據后危機時代的制高點，歐盟繼續在擅長的綠色經濟這個領域發力。余翔認為，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一平臺對歐洲來說是最實際的，是它可以做的。
他指出，低碳領域本身是很賺錢的一個領域：歐盟可以賣技術，賣標準，此外還有一個歐洲碳排放交易系統，圍繞碳金融可以做很多金融衍生產品。
宋新寧認為，歐洲人對氣候變化興趣很大，而且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歐盟各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為這是歐洲的競爭力所在，而且背后有巨大的商機。
歐洲在環保、綠色、低碳領域的技術上領先，它會不遺余力地保持并發揮這個優勢，試圖引領世界，宋新寧說。
今年2月初，歐盟27國領導人聚會布魯塞爾召開首腦會議,重點討論了歐盟未來十年的能源戰略。在此次“能源峰會”上，歐盟提出要推動能源領域的技術研發和創新,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促進綠色低碳技術研發,以確保歐盟國家在能源技術與創新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
金融和債務危機對歐洲的挑戰，不僅來自經濟方面，也表現在政治方面。余翔認為，債務危機的爆發，顯示了歐盟國家間的離心傾向，“歐洲政治一體化的車輪在轉，但輪子有點松了�！�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副秘書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皮埃爾·卡洛·帕杜安認為，債務危機會促使歐盟在權力機構改革上作出更大努力，使這些機構的歐洲整體化性質得到加強。
宋新寧認為，到目前為止，歐盟戰略重心還是在內部，就是說它最關注的是自己怎么更進一步成為一個整體，進一步推進一體化。
他認為，2009年年底推出的《里斯本條約》和去年的“2020戰略”，為歐洲一體化提供了有利的機會，也有助于增強歐洲的整體力量，而通過內部調整強化歐盟的整體性，也會有利于歐盟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探索新時期外交戰略
2009年12月1日正式生效的《里斯本條約》，要求對歐盟已有外交政策作出調整。按照條約的規定，歐盟設立了“總統”和“外長”兩個全新職位，此舉被認為有助于歐盟對外發出統一的聲音，提高其決策效率，有利于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
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在給歐盟各成員國首腦的一封信中曾指出，歐盟要成為全球“響當當的角色”，理應擁有與5億多人口規模和占世界GDP總量20%以上的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地位和影響，“歐盟不缺少戰略伙伴，但缺少戰略思維和戰略手段”。
為此，歐盟27個成員國的首腦去年9月齊聚布魯塞爾，審視和探討調整外交政策，調整與歐盟互為“戰略伙伴”的大國關系的發展方向，探討新時期歐盟的戰略目標與戰略利益。
這是《里斯本條約》生效以后歐盟領導人首次研討外交戰略，被分析人士認為是歐盟探討新時期外交戰略的開端。宋新寧指出，峰會上歐盟最重要的著眼點是三個國家：美國、俄羅斯和中國，其中和中國以及俄羅斯的關系和新興經濟體的關系是有連帶的，歐盟在世界事務當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怎么處理好和這三個國家的關系。
歐洲和美國是全方位的關系，和俄羅斯是安全關系，和中國是經濟關系。宋新寧分析認為，歐洲和美國的關系是全方位的跨大西洋聯盟關系，彼此在經濟上的聯系是最緊密的，金融危機使得彼此在經濟上的聯系進一步凸顯。北非的問題，實際上也體現了他們彼此之間的協調。
歐盟和俄羅斯的關系更多的還是在安全領域，包括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講，能源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中歐戰略伙伴關系，除了傳統的定義外，加大了經濟的聯系，金融危機更加凸顯了中國的經濟力量，所以歐洲對中國更多的是偏重經濟，同時也有所謂的政治對話。
余翔認為，歐盟意識到，需要把更多的外交注意力放在新興國家，加重對新興國家的倚重，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實力上升，國際影響力加大，此外歐洲要走出現在的雙危機必須依靠外部市場進行拉動。
美國有出口倍增計劃，歐洲去年年底也出臺了一個“貿易、增長與全球事務新戰略”，提出要擴大出口。歐洲現在的失業率很高，搞好和新興國家的關系，對增加出口的幫助很大，余翔說。
崔洪建認為，經濟危機以后歐盟對外政策一個較大的變化是，外交主要是為經濟服務，用外交政策工具去達到經濟利益最大化，因為目前解決債務危機，促進經濟復蘇是重中之重。例如，它對華政策的清單就很明顯，基本上都是經濟和外貿議題，同時它又加大了市場保護的力度。
對于中歐關系，崔洪建認為，歐盟正在漸漸調整對中國的心態，不得不更加平等地看待中國，不得不意識到很多問題在全球的層面和雙邊的層面都離不開中國。因此，中歐雙方都開始思考怎樣去找一些超越雙邊的議題來體現中歐關系的戰略性，比如在國際經濟治理、氣候變化和安全合作等領域。
崔洪建評價中歐關系的特點，一是務實，二是相關度越來越高，例如今年上半年一直到現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和歐洲“2020戰略”的相關性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這在中歐關系上是第一次，表明中歐的相互依存度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這位歐盟問題專家分析說，最近一兩年來中歐雙方的首要問題都是趨同的，比如說對外是應對經濟危機，穩定世界經濟復蘇，對內是轉型和調整。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關系的大局事實上已經定了。當然問題也是有的，例如在經貿領域的競爭和摩擦，而且這種競爭以后會越來越強烈。
在全球化和應對危機的背景下，中歐這兩個都以發展經濟、調整結構、轉變產業為目標的經濟體能夠發展出新型的關系來�！斑@種關系首先是對雙方都有好處，再一個對世界經濟有好處，進而對世界的穩定有好處”，崔洪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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