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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由主義新聞觀陷入困境
新聞集團正在經歷一場旗下《世界新聞報》所引發的“竊聽風暴”。對全世界的新聞從業人員而言，這場丑聞動搖的不僅僅是新聞集團的根基，更破壞了新聞自由與新聞良知的基本準則，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西方自由主義新聞觀所面臨的現實困境。
西方自由主義新聞理論是建立在自由表達的“天賦人權”基石之上，通過新聞自由來制度性地保障社會個體自由表達的基本權利。默多克本人喜歡把自己標榜為“自由主義者”。他不斷“勤奮”地指導他的編輯記者改變傳統的新聞理念，以更“自由”的方式報道與處理新聞。他甚至要求納入旗下的《華爾街日報》改變其一貫堅持的嚴肅報道的內容，“別再為贏得普利策獎寫文章”，哪怕是刊登女郎照片來吸引工商碩士也在所不惜。
當越來越多的媒體處在默多克的控制之下，默多克的“新聞口味”便在世界范圍影響了傳媒的品質，影響到新聞文化環境。聳人聽聞、嘩眾取寵、制造爭議的小報內容成為普遍的新聞標準。為了占有市場而毫不顧忌地觸犯道德底線、法律禁區，成了默多克以及他的新聞雇員對新聞自由的獨特理解與實踐。
竊聽事件的根本是新聞價值觀、道德觀的錯誤,是新聞的“自由”操作埋下的禍根。（林昊）
是誰的縱容導致了“竊聽黑幕”？
《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愈演愈烈，“竊聽黑幕”之水越來越深，已不是一起簡單的偶發事件。有英國媒體評論說，這起事件動搖了公眾對警察、媒體和政界的信任。這三者交織而成的社會生態，成為拉扯“竊聽黑幕”的有形無形之手。
《世界新聞報》能夠順利踐行“不惜一切代價找到新聞”的價值理念，背后可能有權力機構的影子。英國首相卡梅倫的前媒體主管庫爾森在擔任《世界新聞報》高級編輯時，就曾宣揚“不惜一切代價找到新聞”，而以賄賂向權力尋援用來“鋪路”。
據英國媒體報道，倫敦警察局長斯蒂芬森曾多次接受《世界新聞報》的“美意”。公眾不禁會問：這樣的司法能“獨立”嗎？它們對竊聽的調查、執法，會“公平”嗎？
《世界新聞報》一而再、再而三侵犯公民權利，政府的監管和對人權的尊重卻明顯缺失。英國薩塞克斯大學政治學教授貝爾指出，竊聽事件“幾乎成為英國的治理危機”，“人們感覺事態已超出控制”。
此次竊聽丑聞發生后，英國媒體陸續披露：傳統嚴肅報紙《星期日泰晤士報》曾竊聽英國前首相布朗，而《太陽報》等媒體在10年時間里，也參與了對布朗的竊聽�！妒澜缧侣剤蟆穯适殬I倫理、越過社會底線，雖令公眾震驚，但其所做所為并不是孤立發生的。
《世界新聞報》在其最后的社論中曾說：“我們迷失了方向�！睂Υ�，英國的媒體、司法和政界同樣應反躬自問：自己在縱容“迷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何讓社會生態能有清晰的“路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