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

　　楊偉民:公報將過去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兩字之變,意義十分重大,是《決定》最大的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質”的提升,也是未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及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其未來影響將不亞于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為什么要改?一是抓住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用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過去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但都不能最大限度提高市場效率。此次兩字之變,抓住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深層次的問題,意味著在配置資源問題上,其他力量如政府,可以影響和引導資源配置,但決定者只能是市場。

　　二是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和路線圖。當下大家都在尋找改革的突破口,公報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明確了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未來所有經濟領域改革都要以是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標尺。今年推動的一些改革,包括上半年經濟增速下滑,外界都期待政府出手,但并沒有動,就體現了要依靠市場發揮穩定經濟的作用。

　　三是抓住了我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根。雖然30多年改革,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目前經濟體制在很多方面很不完善,核心問題還是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不合理干預太多。產能過剩、城市病嚴重、耕地占用過多、地方債風險、生態環境保護等,很大程度上都與政府干預多有關。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是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

　　清楚界定了政府職能和作用

　　楊偉民: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絕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F代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同樣重要,但作用的內涵不同。就資源配置而言,政府作用是引導和影響資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資源。

　　同時,只有界定政府的職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解決目前政府職責越位、缺位、不到位并存的問題�！稕Q定》清晰界定了政府職能和作用,可概括為5項職能、20個字:即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社會管理、保護環境。

　　此外,相對于黨的十六大,此次全會沒有提經濟調節,因為這一概念過于寬泛,給政府干預資源配置留下空間較大,也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相矛盾。

　　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目標

　　楊偉民:全會公報的一大亮點是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目標,這是一個嶄新的概念和提法。過去我們說建設現代化,是分別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角度提出的,而新目標是從制度層面提出的現代化,豐富了我國現代化的內涵。

　　國家治理水平是檢驗一種社會制度是否比較完善、比較定型的重要標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報以“社會治理”取代“社會管理”,體現了主體的多元化。治理與管理的區別就在于治理是政府、市場、社會組織,黨、人大、政府、政協等多元主體一起進行國家的治理,而不是僅僅依靠一種力量,這是民主的一種表現。公報提出的“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環。

　　一個成熟的社會制度必須依靠法律。公報在不同領域列舉了需要完善的制度,表明未來國家治理方式將是法治的,不再是簡單命令式或單純靠行政手段進行。

　　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權成財稅體制改革重點

　　楊偉民: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點明財稅體制作為國家體系重要組成部分將成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歷經近20年分稅制改革,財稅體制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暴露,如稀缺資源缺乏稅制保護、稅制不能更好發揮調節收入差距作用、地方缺乏稅源只能靠賣地方式籌資……要破解這些問題,需要對財稅體制改革進行總體設計,建立科學的財稅體制。

　　外界關注中央和地方的財權與事權關系問題,中央是收事權還是放財權,全會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意味著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將會更加明確界定,并根據事權確定大體支出責任,實現財力和事權關系的總體平衡,在這一過程中今后應減少任意設置專項轉移支付。